演义小说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便有说三国故事，北宋时期“说三分”已盛行，后来便成为“平话”，如《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等，这便是演义小说的前身。如果再上溯，那么在敦煌发现的《伍子胥变文》、《昭君变文》等说唱历史故事的写本，该是演义小说的鼻祖了。但如果按章太炎之说，“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洪秀全演义·序》），那么“演义”的起源就更早了。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可见“演义”是指根据史传、融合野史经艺术加工敷演而成的一种通俗的长篇小说。
演义小说由于采用了章回体形式，深得民众喜爱，故而得到迅速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在民间广泛地流行起来。《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洪秀全演义》等都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尤其在明清两代，演义小说数以千计，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章回小说，如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二拍》、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相继面世。到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对他们的著作与生平历史不乏研究者。然而蔡东藩的“演义小说”，半个多世纪来却一直被冷落，在文学史上或史学史上都不见经传，这似乎不太公平。
蔡东藩是浙江萧山临浦镇人，幼时嗜读《通鉴》，作诗填词一挥而就，有神童之称，是一个出身于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一生郁郁不得志，是个有贡献的通俗历史学家。《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便是他呕心十年而成的一部巨著。这部著作从秦始皇开始，包括前汉、后汉、两晋、南北朝、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全书六百万言1040回，共写了2166年的历史，是一部具有廿四史规模的庞大卷帙之作，为了写这部《历史通俗演义》，光看正史就达4052卷，还不包括其他众多的稗官野史，卷帙浩繁，以他个人独力完成这部巨构，这是著述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奇迹。
人们不禁会问，蔡东藩何来这么大的毅力？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回溯到清末民族危机的历史中去寻找。蔡东藩生活在清末民初，这正是国事维艰、风雨飘摇的历史大变动时代，许多怀着“国亡无日”预感的爱国知识分子，都忧心如焚，无不以寻求救国的济世良方为当务之急。严复、梁启超以及鲁迅都对文艺寄以很大希望。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说：“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乎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藩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处于救亡图存思潮激流澎湃的时代。一些仕途失意的爱国知识分子都感到彷徨而无出路，无不去寻找精神寄托。蔡东藩正是这样，以他一己之所学诉之史笔，借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用通俗演义之事法宣传教育，以期激励国民的爱国情操。这也正是书生报国的意思。
蔡东藩的第一部演义小说《清史通俗演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之所以选择先写《清史通俗演义》这当然是为了结合时势，借史喻今便于指陈。从此他的演义小说一发而不可收。
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演义小说却并没有像作者所预期的那样赢得众多读者。它与同是演义小说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比来则要逊色多了。考其原因，这正是蔡东藩重史轻文所致。这无疑是个很大的损失。
众所周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揉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却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使它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被冷落的原因。
尽管蔡东藩的演义小说不及《三国演义》那样家喻户晓，但它比之正史，那要通俗畅晓得多了，读者也要比正史多得多，这正是它的优点。
《通俗演义》比之《三国》、《水浒》来，虽略输文采，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留下了一部可以当作廿四史的辅助读物。这为普及我国历史知识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这正是蔡东藩在演义小说方面的贡献。
蔡东藩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文清新秀逸又善于楹对，惜无著作留世。对于医学也颇有研究，著有《内科临症歌诀》四卷，后毁于文革未得留传。晚年因操劳过度，患了严重胃病。1926年替上海会文堂书店完成了这部巨著后即回归故里。这位敷演历代兴亡史的演义小说家，没有能见到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于1945年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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